陶冬：2012一场玩转全球的QE大冒险

——专访知名经济学家、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陶冬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即将过去的2012年，全球经济走得可谓艰难。欧债危机硝烟再起，中国出现了增长“降档”，加上美国年底面临的陡峭“财政悬崖”，世界经济复苏再次频频亮起红灯。

危难之际，央行再一次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从欧元区、到巴西、到澳大利亚、中国，降息再次被决策者们频频动用。美联储在今年9月13日宣布正式启动QE3，将这轮量化宽松浪潮推向了新的高潮，三个月后，QE4不期而至。同时加入QE竞赛的还有英国、欧元区和日本。

2012年的最后几周，伴随着“世界末日”的喧嚣，世界经济反倒是依稀重现了失去多时的“正能量”。即将开始的2013年，世界经济会否一举重拾动能？量化宽松的浪潮又将如何发展？带着这些广大读者关心的疑问，上海证券报记者日前专访了知名经济学家、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陶冬。

美国“财政悬崖”可控 “财政斜坡”难躲
上海证券报：记得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您曾对我说过，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增长进一步放缓。那么眼下您又会怎样来评价明年的形势的呢？谁会脱颖而出？谁又会拖后腿？

陶冬：我对明年经济的判断是，不确定性开始减少，但全球增长依然乏力。全球的增长前景明年会有所改善，不确定性有所下降，这可能是明年最大的好事。相对2012年，过了财政悬崖之后，美国的增长不确定性会少一些，中国的增长不确定性也会少一些。但是增长的力度并不强。

欧洲已经在衰退，日本也在衰退之中，明年会陆陆续续从衰退中爬出来。美国经济会不会衰退，取决于财政悬崖问题的解决，如果财政悬崖问题不是很“壮烈”的话，相信美国经济明年还可以实现2%的增长。

上海证券报：提到欧债就不能不提财政悬崖，您觉得美国会落崖么？

陶冬：这段时间大家谈得最多的是美国的财政悬崖。在我看来，美国存在“财政斜坡”，但悬崖是没有的。因为美国的财政问题目前是可控的。

今天和去年11月的最大区别是，美国大选已结束，两党的党争还会有，但不会是死去活来、你死我活之争。我相信财政悬崖的两党谈判道路会非常曲折，不排除到年底或者年底后的那一天还没有达成协议。但美国是一个白宫、一个国会、一个美联储，到最后可以达成一个协议。至于能否找出一个可持续的可靠解决方案，我没有信心。但只要他们愿意把问题往后拖一年，至少就会对美国是正面的影响。因为过了财政悬崖后，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大幅减少。

欧洲
希腊西班牙警报暂缓 最担心法国

上海证券报：欧债危机似乎出现了缓解，金融市场也有回暖迹象，您是否还认为欧债是个大问题呢？

陶冬：欧洲曾经一度弥漫着硝烟，大家认为欧债危机在迅速恶化，欧元有一天也许会破产。但过去三个月，欧债危机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欧洲国家发债成本明显下降。这一切都功归于欧洲央行，归功于德拉吉。我们相信，随着希腊救助金发放，西班牙局势的暂时稳定，欧债危机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缓冲期。

但我们目前看到的，不过是恐慌峰值之间的一段平静。欧债危机并未真正结束，欧债危机的核心是财政收支结构性的缺陷，只有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公共开支来解决，靠货币政策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中，欧洲的债务总量是最少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是最低的，但危机恰恰在欧洲，为什么？因为欧洲是邦联政治体系，美国是联邦，日本是中央政府。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儿子掉河了，老子肯定会跳水去救。但德国和西班牙、希腊只是邻居关系，救救急可以，但要跳水舍命相救不大现实。最近欧洲领导人会开会讨论建立欧洲银行联盟和更严格的财政纪律，但这些都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财政支付补贴，换句话说，经济上强劲的德国愿意资助弱小的国家。由于邦联的政治体系，短期内德国可能愿意付一点钱，但钱永远付不够。10年以内欧元破产仍有可能，眼下只是中场休息。

上海证券报：明年来说，有没有什么时间点让您担心？或者说，有没有谁可能成为下一个希腊？

陶冬：明年2月到4月份，西班牙有大量国债需要续期，那个时候，西班牙问题可能卷土重来；另外一个是，意大利总理蒙蒂已宣布辞职，这会给意大利在明年2、3月大选前后带来新的不明朗因素。但对我而言，欧债危机最让人担心的是法国。目前为止，所有人都把法国和德国并列为欧洲的两大核心国家，是欧洲稳定的支柱。但实际上法国经济基本面在迅速恶化，到明年年中，法国的失业率可能达到13.5%；法国经济中的消费和税收对失业率非常敏感，一旦经济下滑，法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会比目前的预期差很多。一旦评级机构对法国进行第二轮评级调整，明年法国出事才是欧洲我最担心的事情。

日本
量化宽松重心由美国转向日本

上海证券报：量化宽松是2012年贯穿始终的主线，展望2013年，QE似乎仍是主基调之一。您怎么看明年主要发达经济体明年的货币政策调整？

陶冬：我认为，量化宽松政策的重心接下来将从美国转向日本。

除非美国真的跌落财政悬崖，明年美联储可能不会再加大宽松措施，这也将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头一回，美国没有在新的一年中祭出新的宽松政策。

相比之下，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向盯住通货膨胀转移，尤其是安倍当选首相后，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幅度可能会增加。过去是每个月固定的债券购买计划，以后可能变为，在没有达到既定通胀目标之前，央行每个月将购买不设上限的国债，通过这一途径来注入流动性。

实际上，美国量化宽松最强烈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基本上就维持目标的水平。但日本可能在增加新的流动性。

中国经济一时半会还快不起来

陶冬是我认识的国内经济学家中，对国际经济形势看得最透、最准的一个。但作为瑞士信贷的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对中国经济的深刻认识才是他的“金字招牌”。

观察近期的固定投资等指标，陶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底。不过，在他看来，当前几乎所有的增长反弹动力都来自基础设施。换句话说，今天拉动经济企稳回升只有一个动力——公共开支。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民间投资消失了。哪怕是现在经济企稳，民间投资还是没有出现。”陶冬直言。“少了民间投资，中国经济今后几年也就是8%左右的增长，快不起来。”

今年11月份，中国的工业生产重新反弹至两位数增长。很多人都为此欢呼雀跃。但陶冬认为，任何人要是对于中国经济可能重新回到过去两位数的强劲增长抱有“奢望”，甚至依此投资，最终肯定会失望，会输得很惨。

“今天中国经济没有V型反弹的底气和动力，也不会有V型反弹的政策。更可能出现的是1997年到2003年我们所见到的一个长期的底。”

今天中国迫切需要的，在陶冬看来，是结构性的改革。回顾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百废待兴，中国推出了农村改革，以体制上的突破，带来生产力上的突破，带来了6年左右的好光景。90年代初，经济再次出现僵局，邓小平提出了开放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流入，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再次陷入泥沼，并且碰上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适时加入WTO，又是以体制上的突破带来了结构上的变化，拉动了生产力的提高。

“今天，中国已消耗前几次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红利，迫切需要一次新的体制上的突破。”陶冬说。中国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7年就提出了经济转型。但刚好碰到了西方金融危机。陶冬认为，在这期间，中国也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印钞和财政刺激的影响。

在陶冬看来，这些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可以“托一托经济的底，让经济增长没有那么难看”，但是很多这些政策，都是在维持，不是在突破。“少了体制上突破，就没有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就很难有突破，中国就很难回到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勇猛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