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超发的“盛况”
当前，货币超发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和热点话题。
货币超发是指货币发行增长速度超过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即货币发行量超过了维持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量。过去二十年，M2和M1都维持着18%左右的年均增速，远远超过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1990年，广义货币M2、狭义货币M1和流通中现金M0的余额分别为1.53万亿、6950亿和2644亿，到2012年将分别超过100万亿、32万亿和5.5万亿，短短20多年，分别增长了65倍、46倍和21倍。因此，有文章说中国已成为了世界上钱最多的国家。截至2012年10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93.64万亿元。而同期的美国，其M2折合人民币则不超过60万亿元人民币，比中国少很多。就M2与GDP之比来说，中国恐怕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相比美国和日本而言，中国的M2/GDP将达到2.5，美国只有0.6到0.7，日本只有1。
中国货币超发的恶果
货币长时间里超发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货币超发会引发较严重通货膨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是货币数量的增加。”因此，货币超发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2003年-2011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2%、3.90%、1.8%、1.5%、4.80%、5.90%、-0.7%、3.3%、5.4%。平均值远高于美国同期。尤其是，2008-2009年，为缓解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推出了大规模的信贷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超发程度快速提高。结果就是2010年、2011年，中国陷入了通货膨胀漩涡。而且，考虑到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国的真实通货膨胀率要比公布的数据高的多！更重要的是，由于货币连年超发，多数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中国很可能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会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货币如流水，水多了，就会引起“流动性泛滥”，带来涝灾——即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泡沫。当货币超发时，钱变得不再值钱，为保值增值，人们就会用剩余的钱来购买资产产品。超发的货币流到房地产市场引发房地产泡沫；超发的货币流到资产市场导致股市泡沫，投机盛行，把市场变赌场；流到艺术品投资市场引发天价的艺术品拍卖。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房地产和艺术品市场自2000年以后就进入到了一个疯狂上涨的阶段。房地产价格在10年间翻了5倍以上，而艺术品价格则翻倍更多。对中国股市而言，如果不是其制度和定位出现了根本性错误，中国股市也会像1980年代中末期的日本股市那样疯涨。
第三，会恶化收入分配、扩大贫富差距。货币超发会引起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是一种变相的税收，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因此，货币超发首先会将国民财富从国民手上转移到政府手里，使政府成为通货膨胀的最大赢家。由于货币超发，居民财富会由于通货膨胀而遭受严重的价值损失，33年里人民币贬值6倍多，1980年存100万到今天只值15万！另外，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富人也是货币超发的受益者，而穷人则成为货币超发的受伤害者。在我国的体制条件下，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享受完全不同的国民待遇，最先也容易得到贷款的是国有企业。货币发行越多，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就越多，他们就越有钱用于自身发展或用于挥霍腐败。地方政府呢？也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受益者。在我国的政治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发展GDP的强烈愿望。货币发行越多，地方政府得到信贷就越容易，就越有钱用于扩大投资，搞政绩工程和项目建设，并顺便享受经济发展和项目建设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如大肆收受贿赂)。对于富人而言，他们具有多种投资渠道和方式，由货币超发所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的收益会超过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然而，对穷人和固定工资者而言，货币超发就如个吸血虫，会把他们在银行里的存款和工资慢慢的吸食掉。
第四，会挫伤社会各阶层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投机盛行，受资产泡沫化的影响，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回报率远远超过商品市场的回报率。这导致超发的货币很容易流向股市、房市和期市。当人们看到炒股、炒房会很快发家致富时，谁还有心思去经营实业、去努力工作呢？于是，企业家不愿做实业，工人不愿意按部就班地上班、学生不安心上学，科学家不安心搞科研，人人都想去挣快钱，梦想一夜暴富。
第五，会损害政府信用。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的经济职能就是保持币值稳定，避免货币的购买力受损。如果不能保持货币的稳定性，社会信用体系就会遭到破坏，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就会受到扭曲，最终伤害的是政府的信誉。货币超发除了让老百姓被动地缴纳铸币税之外，还拉大贫富差距，使穷人过得更加辛酸，使他们有被剥夺和上当受骗的感觉，从而严重影响他们对政府的信心和社会的稳定。
按照经济的普遍规律，如此大的货币超发，在一个已经市场化的国家必然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然而庆幸的是，中国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商品货币化、住宅货币化以及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育，加之中国人不得不储蓄等承担了蓄水池的作用，将可能带来“流动性泛滥”的洪灾拦截了很大一部分，避免了中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中国货币超发的真实原因
既然货币超发会带来这么多的负面效应，为什么中国的货币还会在长时间里保持超发状态呢？难道中国的决策者们不知道货币超发所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吗？
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造成的。在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中，大部门商品需要货币化，此过程会需要大量的远远超出GDP总量货币。而1998年房改启动，则开启了中国资产货币化的进程，同时启动了土地的货币化进程。例如住房市场开放后，需要大量货币；中国债市，主要是金融债有近30万亿，中国股市也需要大量资金，股市市值与GDP差不多。而美国经济很早就货币化了。
有人认为是中国汇率制度惹的祸。中国是一个外汇管制国家，按规定企业在外管局核定的外汇保留额度之上的外汇必须卖给国家，企业需要用汇必须向国家购买。比如说，如果美元兑人民币的汇价是1：8，此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每多一美元，就迫使央行释放出8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即M0)。如果中国一年的外汇储备增加2000亿美元，就会迫使央行被迫发行1.6万亿的巨额基础货币，经过货币乘数的放大作用，这1.6万亿基础货币将放大为5万亿以上(即M2增加5万亿以上)。即便央行采取一些反向操作，回笼一部分基础货币，但也无力回笼如此巨大的数量。
有人认为是金融改革的副产品。为了改革金融系统，央行实际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2003年，中央汇金公司正式向中国银行[0.34% 资金 研报]和建设银行[0.21% 资金 研报]各注资225亿美元，拉开了新一轮银行改革。这两家银行拿了450亿美元以后转手向国家结汇，等于人民银行又把450亿美元拿回来了，这就是相当于直接投放了450*8=3600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此外，为了处理这两家银行的不良资产(次级和损失类贷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两家银行购买了本金大约1289亿(建设银行)+1500亿(中国银行)=2789亿不良资产，央行按照贷款本金50%发行专项票据约1400亿协助银行处理不良资产，这实际上也是货币投放。其实这还没有完，央行发行票据210亿元偿付建设银行因托管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产生的代垫款项，央行发行181亿票据置换中国银行的一些特殊资产。这样央行为了帮助这两家银行共支付了5391亿，相当于间接投放了这么多货币。而后来的工商银行[-0.25% 资金 研报]、农业银行[0.37% 资金 研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同样遵循此逻辑展开，又释放高达15000亿元左右的基础货币。也就是说，为了国家的金融改革，央行实际上大概发行了约2万亿的基础货币。
然而，在我看来，以上解释还存在待商榷之处，引发中国出现货币超发的真正原因还在于权力失衡。
第一，货币的发行权掌握在中央决策层和央行手中，央行是货币的供给方。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商品和资产的货币化只是产生对货币的需求，是作为需求的一方而存在的。基本货币化会对央行产生一种需求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使央行释放出货币。然而，其一，是否真正发行货币、发行多少货币却是由央行决定的，也就是说，央行才是货币超发的最终决定者。其二，商品和资产的货币化，恰恰犹如一个蓄水池，会吸容大量由央行释放出来的货币洪水；如果没有这个蓄水池，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就会高到天上去！其实，就中国的货币政策而言，在以“发展是硬道理”、“增长中心主义”为执政第一要务之下，决策者一直是以货币政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为推动经济增长，使GDP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决策者只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支付改革的巨大成本。而权力失衡，则赋予了决策者控制货币政策的权力和自由。
第二，对于中国的外汇占款来说，为什么中国会形成如此大的外汇储备、并导致巨额的货币被动超发呢？其原因也在于权力失衡。首先，正如我在《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如此之多》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可以看出，一国外汇储备是否增加取决于其产出与内需之间的差额，如果产出大于需求，就会导致出口和外汇流入。而需求则取决于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分配失衡就会导致经济失衡，进而影响到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均衡。而收入分配由取决于权力结构，如果权力结构失衡，则收入分配必然失衡。其次，外汇占款还与中国的汇率制度息息相关。长期以来，中国都坚守固定汇率制度、搞外汇管制，强制居民将外汇兑给央行。那么，为什么能推行这样的制度呢？这显然也与权力失衡息息相关。在中国，由于权力失衡，一项制度的生成基本上是由最高领导层决定的，民众鲜有参与制度制定的机会，也基本上没有能力去影响制度的生成。也就是说，搞外汇管制和推行外汇结算制度，都是权力失衡的产物。
第三，金融改革为什么要国家来买单呢？为什么民营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国家却可以置之身外、不用为其买单呢？这也是由中国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除了一个中央银行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金融机构。1980年代开始设立各种经营性银行。然而，由于权力失衡，一则是这些银行主要是国有银行，二则这些银行主要以服务于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为主。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和国有银行不得不承担的政策性贷款，加之国有银行本身的经营不善，使其背负了巨额的负债。如此巨额的负债从某种程度上挟持了中国经济，一旦国有银行发生支付危机，中国经济之船就会在风雨中飘摇动荡。为此，国家不得不为国有银行支付巨额的改革成本，从而释放出巨额的基础货币。而民营企业呢？一则是其规模较小，其倒闭破产也不会引起系统性风险；二是由于其分散性，民营企业主在政治上，不像国有企业尤其是银行那样具有很大的话语权。因此，民营企业常常成为各级政府和国企忽视、限制，甚至是打压的对象(从1980年代开始，民营企业就曾遭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对待，直到今天，还有各种壁垒限制其进入和发展)。
第四，中国货币超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倒逼效应。可以说，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产生源头在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勾结中。在我国，由于政治上的晋升制度和财政上的分税制度，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为做大GDP而努力。而且，由于改革的不到位，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状况同传统计划体制下相比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因此，它们总是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相融合，在货币资金获取上向国有银行不断施加压力。国有银行在存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所谓倾斜政策的大背景下，通常总是要在一定程度对国有企业的借款要求让步。当这种现象普遍化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地方政府向属地国有企业施压，要求其更快发展和承担政策性任务；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的基层行施加压力，突破了基层银行的信贷配额防线，国有银行的基层行又层层向自己的上级行乃至总行提出扩张要求迫使总行增加额度甚至资金，各国有银行总行最后又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扩张规模。这种起源于国有企业借款要求的自下而上的货币供给扩张过程，就是所谓的“倒逼机制”。而倒逼效应之所以会出现，也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独特的政治地位和权力紧密相连。如果没有权力结构的支撑，这种“倒逼机制”是无法形成的。试问，民营企业能产生货币供给的“倒逼效应”吗？
由此，我们看出，央行缺乏独立性、外汇管制和对外经济失衡、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倒逼机制”的生成都会导致中国货币超发，而这些因素都是中国权力失衡的产物！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最根本的还在于解决中国的权力失衡问题。
唐志军为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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